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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媒:为创想鸣锣

发布时间:10-23 10:22


为创者支鞍,为创想鸣锣,为创成开路。这是写在骊鸣云Logo之下的几句话。为创想鸣锣一句,尤有嚼头和味道。


鸣锣一词,有见于《黄巢》第三章,"王处存,便命鸣锣收军。"在后来的文字里,似乎更多是警告之意。皇帝出门,鸣锣是让路人回避、滚到一边去。更夫巡夜,鸣锣是告诫小心火烛、防匪防盗。但俗语中也有"猴子不上树,多锤三遍锣"的,这倒是有警告也有激励——锣一响,猴子就知道上了树会有奖赏,不上树会遭鞭笞。而到今天,鸣锣是招人耳目,张扬气场,进而汇聚力量。要不然,怎么会有科创板"鸣锣开市"的仪式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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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媒体来讲,鸣锣是本质、是本能。在1566年《威尼斯小报》诞生之前,大众传媒主要靠书籍和艺术作品。当今人提起达·芬奇,多半只说他是个画家。实际上,他是最早提出液压概念、最早算岀地球直径是7000多英里的人。或许,在那个不能自由表达的时代,绘画、雕塑、文学等,都承担着张扬进步的媒介使命。


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由盛而衰是禁书籍、断传播,到落后挨打的时候,印西书、传西术倒成了风尚。就在欧洲文艺复兴推动工业文明诞生的时候,乾隆帝从1774开始,展开了一场拉网式的禁书运动,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虽不在禁书目录,也被删减得面目全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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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同一时期,法国启蒙学派狄德罗的《百科全书》印刷了24万部。无独有偶,《百科全书》收录了《天工开物》的大量学术。乾隆禁书实际上可前溯到他的爷爷康熙。据传教士张诚日记,康熙自己爱好科学,但不准西方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文献。后来雍正皇帝下达禁教令,西洋传教士掀起的"西学之风"在大清渐渐灭熄。


非常可笑的是,这一段历史,正是被教科书所讴歌的康乾盛世,而正是这个盛世,种下了大清没落、民族沦亡的祸根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间,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,而康乾盛世在1681-1796年,这两个时间段共享了60年时间,但中西科技实力渐为天壤。1764年,亁隆29年,代表机器生产的珍妮纺纱机在英国诞生,同年,代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、不可救药的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在北京死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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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久了就会自封,自封久了就会落后,落后久了就会挨打,挨打久了才会觉醒。以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为标志的中国近代的觉醒,又是从西学传播开始。(而此时离明代中期洋教士来华已相隔300年,历史真的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)1854年,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写道,"善师四夷者,能制四夷;不善师外夷者,外夷制之。"这一"师夷长技以制夷"的宏愿,成为洋务运动"西体中用"的思想源头。1866年,德国人西门子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发电机;同年,张之洞主持兴建马浘造船厂;同年,新民主主义领袖的孙中山出生。


在这前前后后一个时期,西书在中国广为传播,彰显进步思想的各类报纸开始出现。洋务运动的30多年间,京师同文馆翻译的西方著作有36部,包括《万国公法》、《化学指南》、《富国策》等,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则翻译了大量科技方面的著作。1897年,天津的《国闻报》创刋,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商业发行的报纸,以通西情、通民智、通风气为主纲,曾连载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。1904年,在浙江兴起一个叫《萃新报》的民间小报,也广泛传播西学新知。只可惜,近代的觉醒为时已晚,1895年,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覆没而告终,也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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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总是这样巧合。


第一次工业革命覆盖着康乾盛世大部分时间,第二次工业革命覆盖着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屈辱史的大部分时间,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现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好覆盖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,而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汇期,又恰逢我国第一个百年目标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交汇期。我们看到,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觉醒和奋起,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。从激光技术到反卫星武器技术,从高铁装备及工程技术到量子通信技术,中国觉醒和中国智慧的伟力,澎湃不可阻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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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今天的中国觉醒更有着清醒和警醒,提升创新能力、摆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人的担子已落在这一代创者的肩上。科创媒体为创想鸣锣,首先还是开创新之时代风气。尊重知识、尊重创造、尊重财富,在我们国家还是很不够。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,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后也留下一些"暴发户心态"的诟病,当年的短缺经济与双轨制搅和在一起,与规制不善、法律不彰、权力不羁搅和在一起,就有了“倒爷”经济、炒股经济、炒地经济等等,一些有门路、有名堂的人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乞丐变成富豪,根本不知创造和财富的宝贵。记得多年前在手机短信上流行过《等俺有了钱》的连载段子,揭示的就是暴发户的变态。"等俺有了钱,俺天天下馆子,每道菜点两份,吃一份、扔一份"。实际上,这种暴发户心态的诟病还在潜移默化,在这个创新时代已成为一种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怪象。有的政府也出台支持创新的政策,但常有一个叫纳税规模的门槛。银行,脱实向房不说,即使向实也是瞄着有钱的企业。在西方经济学里,不管是企业还是家庭,不动产或者叫重资产比重越高,资产流动性就越低,从而效率就越低。在这么简单的道理下,我国企业的轻资产却没有多少赋能,专利、商标、股权等等在一些银行难以质押。银行所考虑的是难以变现、难以暴富。大家都讲,科创的小微企业难,我感到难的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暴富户心态下的营商环境。我们都应当期待,创新的尊重、创新的包容、创新的呵护、创新的给力能够在科创的媒体形成盛声,去涤荡阻碍创新的疾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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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总是跟着潮头走。科创媒体能否站上科创潮头,算是一个真命题。但中国的创客多半都还守着敏于思而讷于言的美德,只有创造岀一个言多而不妖、言多而不失、言多而有得的通道,才能启动科创声音的闸门。声音的交集就是碰撞、就是火花、就有焠炼和萃取。这时,有个道理就明白不过了:科创媒自身要有科学精神和专业精神,要从人云亦云、鱼龙混杂的媒体方阵中鹤立岀来,做科学家、企业家和千千万万创客的知心人、代言人。只要能够不妖不失、守规守矩,汇众智、助众创的目标是能实现的。


在传媒学上,有一个"更夫效应"。打更人喊着平安无事,人们听而不闻;喊着有贼来了,人们就会从床上跳起来。只可惜,这个更夫效应被当代媒体错用了,变成一种单纯为吸引眼球而漠于责任的行为。标新立异、耸人听闻、负面炒作,让正能量消于无形。对于科创,我们少一些苛责、多一些包容,更夫作用则体现在去伪存真上。无原则的讴歌,就是谋杀,善意的警示,恰恰是救生。本世纪初,那个一度被称为彩电玻壳生产帝国的安彩集团,在万媒赞颂中倒下了。2004年,平面直角电视已越来越多挂在城里人家客厅的墙壁上,而安彩以低价从美国康宁集团引进的9条"大背头"彩电玻壳生产线点火了,安彩神话从此成为谎言。从那一幕回过神来,我突然感到中国科创的觉醒真的需要更多的清醒和警醒。这对媒体,也是一次理性和责任的教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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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时代,信息如爆,数字如云。精准供给、定制产品也已成为媒体创新的定格。当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时候,AI+媒体也不甘寂寞地出现了。曾与骊鸣科创新媒体的当家人郑骊女士有过交流,她告诉我将从企业、科研机构、平台机构、投融资机构、政府部门、创客群体几个层面构建用户群和资源群,形成海量而有效的数据云,嵌入云计算和Al技术后,把定制需求与定制供给结合起来,形成快捷精准的服务模式。我告诉她,科创媒体服务是现代供应链的一个组成部分,当你的服务在大多数用户企业供应链里都有位置,你才是真正的成功。   


郑骊告诉我,很多人会认为发现一只青蛙比发现一只骆驼难,但在撒哈拉沙漠找一只骆驼比在一口池塘找一只青蛙还要难。数字媒体广如大漠,找到骆驼在于视野、视角、视力。